要论做生意，咱中国人才是商业精神的老祖宗。

　　大家都知道有个商代。商代的文化很发达，现在都成了国宝的甲骨文，大部分都是商代留下的。商人很会做生意，他们能把货物运到海边去做边贸。蛮夷之地的人很佩服他们，就称呼他们为“商人”。到了周代的时候，商业更加发达，有人把海鲜运到了周朝的首都镐京出售（也叫丰镐，丰和镐分别是两个相距不远的城，都是国都，在今陕西西安一带。）其物流系统和保鲜技术可见一斑。当时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老聃看见了，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说了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小鲜，就是海鱼，跟淡水鱼不同。淡水的叫鱼，海产的才叫鲜。由于这海鲜价格很高，所以一般人家吃不起，只有宫廷里面的国宴上才能享用。而当时的诸侯都是“列鼎而食”，故用鼎炸小鱼就更不容易了。需要国宴大厨的谨慎精细，而不是把鱼往里面一倒就不管了。关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解释，本坊主在10年前曾在一本国家核心学术期刊上有过详细考据，有兴趣的看官可以从网上检索下来拜读一下。

海鲜pk食盐

　　从老子以降，天下大乱，春秋啊，战国啊什么的，都来了。中国政权更替很快，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心思去吃什么海鲜。到了东汉末年，更是如此。不信，大家看看《三国演义》里面顶多有喝酒吃肉的场面，从没出现过吃海鲜的记述。有一次，曹操到了东海之滨，感到海边风景很好，就写下了著名的《观沧海》，但也只抒发了一下自己的雄心壮志，没记录自己吃过什么鱼翅、鲍鱼什么的。那么，三国里面的人物为何都“不食人间美味”呢？其个中原因就在于，美食的市场需求十分小，无论你怎么刺激消费，树立品牌，都无法达到赢利的目的。民以食为天，但绝对不是民以美食为天。举个例子，有一次刘备被敌军追得没地方去，就躲在猎户刘安家里。刘安家里不用说没有什么海鲜之类的“横菜”，连一般的猪肉、牛肉都没有，没办法，老刘就把自己的老婆杀了，割下老婆胳膊上的肉烹给刘皇叔吃，说这就是俺家的私房菜。猎户家里都没有肉吃，何况一般种地的农民呢？

　　说到这里，会有看官问，那么当时的渔民们是怎么谋生的呢，海边那些打鱼的总不会都改行去种地吧？答案是当时的渔民的确没改行，鱼继续打，但都是晒干了当饭吃。而把增值的赢利渠道放在煮盐业上了。盐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之一，人长期不吃盐，会变成白毛女，而且会没有力气。三国混战，冷兵器时代打仗拼的是体力，没盐吃将士没法打仗。所以，北方的曹魏和东方的吴国都是靠着临海的盐业补充战略资源，而蜀国之所以没被另两家给吞并了，就在于四川也出产池盐。当刘备打下四川以后，很为缺盐发愁。这时，谋士李恢出了个很符合经济规律的点子，就是在蜀地到处晒盐。

　　话题转回来，渔民自己吃昂贵的海鲜，却靠着低价位的食盐增值，怎么看怎么别扭。就好像现在山西的煤矿工人把挖出的文物拿回家烧火，却把增值项目放在卖煤上一样。这个经济学悖论就是西方经济学里面一帮专门研究供求关系的大腕们研究的课题了。在自由经济的前提下，市场需求的确有最强大的力量。三国时代的确是自由经济的时代，经济不仅仅是自由，而且是自由过头了。军火、人口什么的违禁生意一律都可以做。曹操当年称雄北方，就是在经济上奖励工商。而刘备的起家也是源于两个中山大商苏双和张世平的友情赞助。这批商人在三国演义里面被提到的很少，但在《三国志》里被提到很多。比如说，曾出卖吕布的大商人田氏就是靠盐业起家的。罗厨子之所以很少提这批人，就是因为他太清楚在政治、军事现象的背后，主宰天下兴亡的力量是什么了。他炒作三国大餐的时候，正逢跟三国差不多的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条“枕中秘籍”罗厨子一般是不会拿出来告诉大家的。

薄利时代的游戏规则

　　就海鲜和食盐相比，一个是奢侈品，一个是日常消费品和军需物资；一个是高端的只有大款才能享用的高增值商品，一个是薄利、增值空间不大的低技术含金量的商品。二者在相同的市场需求下，出现不同的存在状态。结果是，打鱼的人会越来越少，而从事盐业的越来越多。而盐的增值需要“量”来顶着，不然没什么钱挣。这样就导致制盐技术和盐业运输方式上的不断改进，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同时，渔业技术和航海技术不断萎缩。技术的进步和退步又反过来影响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样，海鲜和食盐的竞争以食盐的完胜结束。所以，一个行业的利薄状态并不可怕，完全可以靠技术进步和平衡供求关系来解决。

　　也只有在三国的时代，盐贩子可以得意地对海鲜楼老板说，“无他，我们只不过多卖了三五块。”